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聚焦工农联盟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逻辑,既能呈现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性的内在结构,又能全面展现中国式现代化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人民力量。工农联盟确立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政治现代化基础,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等经济现代化的基本条件,深化了全体人民公共精神在文化现代化中的整体表达,完善了经济快速增长同时社会有序发展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推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现代化全面展开。工农联盟以不同维度深深嵌入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以其主体性视角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
随着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终结,中国社会进入了走向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而促进农村居民走向共富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点难点。农村居民走向共富在逐步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任务、逐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农村居民在走向共富的进程中仍面临着返贫致贫风险依然存在、持续稳定增收潜力有限、城乡发展差距依然存在、乡村贫困文化长期束缚等方面的现实挑战。促进农村居民走向共富的可行路径是: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以夯实走向共富的底线基础;拓宽增收渠道提升增收潜力以增强走向共富的发展能力;推动县域内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巩固走向共富的坚实根基;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以营造走向共富的良好环境。
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关系着当前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进程。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是解决我国发展目前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的重要措施,更是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对当前现行的有关政策进行梳理与评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数据挖掘以及PMC指数模型构建,对中国在2012—2022年发布的100项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关政策做出分析,运用文本挖掘、内容分析等方法从政策文本中提取出高频词,并参照已有学者相关政策指标遴选设计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评价指标,利用PMC指数模型对其中4项农业现代化政策进行量化评价。结果表明:P1、P2为优秀水平,P3、P4为良好水平,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政策整体质量表现良好,但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政策的专指性越强,PMC指数的得分越低;政策的发文单位级别越高,PMC指数的得分越高。
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为核心,是我国增强实体经济新动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之举。文章依据数字经济的核心要义,从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3个维度构建皖江城市带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皖江城市带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水平,结合Kernel密度函数刻画其动态演化规律,进一步引入障碍度模型识别阻碍皖江城市带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2011—2021年,皖江城市带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水平逐年提升,受制于产业数字化的滞后发展,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水平较低。此外,皖江城市带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的空间动态演进特征差异较大,极化现象明显, 梯度特征显著。障碍度分析显示数字产业化是制约皖江城市带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提出推进皖江城市带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布局、加速城市带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优化皖江城市群竞合关系、促进皖江城市带新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国家对农业生态发展高度重视,河北省不同县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研究其县域农业生态效率,有助于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文章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11—2020年河北省167个县域的农业生态效率,从县域整体和生态类型区2个层面研究农业生态效率时序演化规律,再借助ArcGIS软件研究农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布格局和空间方向演化,最后对河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进行空间效应检验,利用空间计量分析工具研究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2011—2020年河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高值区县域主要集中分布在河北省西北部和东北部;研究期间农业生态效率总体呈先上升后又缓慢下降的变化态势;农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布存在集聚性,标准差椭圆重心位置和分布范围均整体向西南方向偏移;农业生态效率存在空间效应,农业产业结构、农民收入水平、农业机械密度、城镇化率对农业生态效率存在正向作用,化肥使用强度、灌溉率、农业规模化水平对农业生态效率存在负向作用。提升河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需充分发挥技术生态效能,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结合空间分布格局,提升区域生态效率;提高农资利用效率,推进农业生产节能减污;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坚持因地制宜发展。
在城乡人口流动和老龄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老漂族”的群体规模越来越大。受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启发,提出用城市文化资本这一操作化理论分析概念来研究“老漂族”的城市适应问题。城市文化资本属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宏观范畴里的一个子范畴,并具有一些特有的属性和特征。通过对28位来自于中国不同规模城市的“老漂族”的深度访谈,发现“老漂族”的城市适应是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分为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2个层面,其中城市文化资本对于他们的城市适应过程具有关键意义。具体来说,“老漂族”在社会文化层面的适应轨迹大致呈现为一个“J型”曲线:“水土不服阶段”“随遇而安阶段”和“如鱼得水阶段”;在心理层面的适应轨迹大致呈现为一个“U型”曲线:“观光者阶段”“乡村依恋阶段”和“稳定适应阶段”。只有认识到“老漂族”城市适应的阶段性特征,才能更加有的放矢地采取应对措施。
城乡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社会关系。基于空间理论蕴含的“生产—正义”思想,立足我国城乡社会的历史底色及其时代特色发现:城乡社会变迁是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的有机统一,城乡关系是基于城乡社会基础差异的空间关系,而城乡分异表现为城乡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意义空间的疏离乃至断裂。新时代城乡空间融合需坚持空间正义的价值取向,通过物理空间整体规划形塑物理空间共同体、制度空间高效互动筑牢制度共同体、文化空间差异融合塑造文化共同体、数字空间一体搭建数字共同体以及治理空间共建共享共筑治理共同体等途径打破城乡空间壁垒,助推城乡高质量空间融合。
面对迅速变化的数字乡村社会,卡斯特提出的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经典命题亟待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回应。为此,有必要从空间三元辩证法展开理论视野,透过新农人短视频考察我国乡村数字化空间生产中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差异性关系。研究发现:空间实践维度方面,网络与地方空间在乡村建设或空间生产中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改变不同,空间位置和空间资源的重新分配不同;空间表象维度方面,人们在乡村日常生活中面对网络与地方空间的空间存在、空间关系或空间变化而产生的形象的感性认识不同;表象空间维度方面,人们对网络与地方空间带给乡村生产与生活的未来图景不同。基于此,应当构建“在场交往与缺场交往联动、熟悉认同与网络认同调合、实体权力与流动权力统一”的空间差异弥合机制,开辟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新境界。
当前,宅基地“三权分置”已成既定政策导向,但理论界对宅基地资格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分离是否可行、是否必要以及如何分离等问题尚未形成定论。检视宅基地资格权与宅基地使用权的法理内容后可知,宅基地资格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在权利主体、权利内容、权利性质以及权利救济途径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表明二者具有分离的理论可行性。若宅基地资格权与宅基地使用权不分离,极易造成宅基地使用权本身的功能超载,进而妨碍宅基地使用权的有序流转,甚至限制农房财产功能的发挥,表明二者具有分离的现实必要性。基于此,应以设置宅基地资格权、完善宅基地使用权为法律进路,为宅基地资格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分离提供规范支撑。籍此可充分彰显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理论价值与体系效应,更好展现宅基地资格权与宅基地使用权的规则概貌。
老年助餐服务的提供主体会影响老年助餐服务的效果,我国助餐服务主要分为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2类,厘清政府与社会哪一方主导下助餐效果更好,对于解决老年助餐服务现存问题非常重要。基于问卷调查所收集到的1 016份问卷数据,在对社会参与、政府主导和助餐服务效果进行操作化的基础上,利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对“助餐服务效果”与“社会参与助餐服务”“政府主导助餐服务”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会参与和政府主导都对助餐服务效果有着显著影响。社会化因素的参与使得助餐服务效果得到了明显改善,但在某些服务方面仍存在着不足;政府主导虽未明显提升助餐服务效果,但其仍对助餐服务有着重要影响。基于以上可知,提升助餐服务质量离不开政府与社会两大主体。政府要利用政策培育市场,补充社会力量尚未参与之处,社会企业则要利用市场竞争不断提高助餐服务质量,双方合作共同促进助餐服务发展。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社区居家养老成为我国养老服务的主要模式,其中老年助餐服务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支撑。老年助餐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一个涉及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层面的综合性问题。通过梳理老年助餐服务在我国的发展模式,发现目前我国老年助餐发展模式大体分为2种类型:社区自主经营模式和政府委托企业运营模式。研究发现:政府委托社会企业运营模式更具可行性与可持续性,但也存在政策制定不完善、社会参与度不足、自主性发展受缚等问题。基于昆明市的案例分析,建议社区加强宣传,以吸引更多社会资源的投入,政府建立更加灵活、细致的政策制定机制,并加强资金支持力度,建立起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多方参与的共建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凝练提出的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是党的红色基因的鲜明体现,是教师队伍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和建功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师魂”。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生发枝叶而增添光谱,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精神升华,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特质。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大历史观来看,教育家精神形成的过程与党的历史共生同行,表征了重教救国筑基、重教兴国培元、重教富国固本、重教强国圆梦的过程。新时代大力弘扬这一伟大精神,要注重理想引领、内化于心,把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牢固内塑为信念,实现从外化到内化的塑魂;注重载体运用、融化于境,把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传播弘扬为能量,实现从感性到理性的凝魂;注重动力激发、具化于行,把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转化产出为成效,实现从单向到双向的铸魂;注重机制保障、固化于制,把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薪火相传为规范,实现从倡导到常态的立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