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之后,贫困治理工作由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以人工智能、新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推动新质生产力升级,为有效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提供了全新机遇和有利条件。基于2012—2022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农村相对贫困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对于缓解农村相对贫困有直接明确的促进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新质生产力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作用比较显著,且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作用大于中部地区,但在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缓解农村相对贫困效果不明显;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21.26%的中介效应,能有效缓解农村相对贫困。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新发展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和重大战略任务。当前,行政力量带动的政策支持和资源介入持续推进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但由于城乡数字鸿沟显著、乡村数字监管缺位、多元治理主体数字素养有待提升等问题,伴随信息共享服务水平不足导致的“信息孤岛”现象、压力型体制直接下沉基层产生的“单向治理”桎梏,数字乡村治理的方式方法、效力效果仍存在改善与提升的空间。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引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先进生产力态质系统,能够以多重路径推动城乡数字鸿沟弥合与人才梯队建设,优化数字监管与民主决策机制。立足乡村治理实践,应构建以“数字人才—数字技术—数字平台”为框架,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动力源,以治理效能全面提升为价值追求的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以期重构乡村治理的“双向轨道”,推动乡村治理向信息化、智能化和高效化发展,实现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然而,关键核心技术存在短板、新基建与相应服务供给尚未充分完善、新型人才紧缺以及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不足等问题,制约着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发挥。为了最大化发挥新质生产力的潜能,需要从以下4个维度发力:坚持不懈推动高水平科技创新,厚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技术根基;强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新质生产力赋能条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新质生产力作用发挥的人才支撑效能;加快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主阵地。
电子商务成为实现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发展引擎,探究电子商务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与提升路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以中国31个省级政府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究电子商务对乡村振兴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电子商务各条件变量均不是提升乡村振兴水平的必要条件,而是通过组态的方式来提升乡村振兴水平。电子商务提升乡村振兴水平高组态存在4条推动路径,即“组织推动型”“环境推动型”“技术—组织—环境推动型”和“技术—环境推动型”。据此,各地区应当根据自身实际发展情况,因地制宜,从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和资源禀赋出发,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电子商务助推乡村振兴水平提升策略,不断加强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发展规模、政府支持和市场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协调作用。
现代社会不断细化的分工在根本上改变着基层治理方式,治理工作倾向于效率导向,而非效果导向。在效率导向下,基层治理中第三方被大量使用,它客观上激化并放大了基层治理中脱离群众的风险。因此,必须对责任机关第三方的使用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要求其在一定的阐释原则、证明标准的规范下,向社会公开阐明使用第三方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确保倾斜向乡村的政策与经济真正惠及民众、振兴乡村。
村庄规划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要以乡村的发展情况、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等为基础,因地制宜地推进乡村的进步。为此,课题组以2021年对晋江市90个村庄开展的乡村振兴绩效评估专项调查研究结果为基础,开展村庄发展水平评价和类型划分。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将村庄划分为特色产业主导、特色村落塑造、生态休闲保护、城镇共融发展和基础设施改善五大类型。针对不同类型的乡村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优化策略。特色产业主导型:强化特色产业,建立和完善全链条的指导服务机制,提供全面、系统的培训;特色村落塑造型:深挖乡村文化内涵,保护并传承特色文化,促进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生态休闲保护型:实施严格生态保护政策,审慎开发山地资源,打造集生态、休闲与创新为一体的可持续发展典范;城镇共融发展型:瞄准区域协同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城乡结合部环境,强化社区治理;基础设施改善型:与周边强村互补发展,吸引外部资本优化人口结构,聚焦人居环境与生态环境提升。基于村庄发展水平的分类发展策略为城镇融合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具体的参照和方向。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深入学习和践行“李保国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河北农业大学李保国教授生前打造的帮扶基地进行梳理调研,选取富岗苹果和绿岭核桃2个典型案例进行研究,提取“科技”“品牌”“人才”三要素进行剖析,分析其产业扶贫模式的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总结出李保国教授在产业扶贫中科技成果供给的有效性和技术创新的集成性以及在主导产业、产业模式、科技传播方面连续升级,持续深入推进乡村产业发展的特点。针对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与问题,要进一步弘扬践行“李保国精神”,把科技引领和创新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抓手,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
科学评估吉林省数字农业政策,有助于提升其在数字农业领域的竞争力,推动吉林省乃至中国农业数字化转型。将政策文本内容挖掘和PMC指数模型相结合,构建数字农业政策的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对吉林省的数字农业政策进行评价,并与其他省市进行对比。研究结果显示:在选取的5项政策中,有4项良好政策,1项合格政策,无不良政策。PMC指数均值为6.66,政策整体质量良好,但仍存在以下普遍问题:政策时效不均、政策保障措施缺乏综合性、政策内容涵盖面有限且描述过于笼统、社会组织及金融机构参与度不足。基于此结论,提出相应优化建议。
农产品区域品牌符号建设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与受众情感态度的关联尤为密切。运用Nvivo12软件进行时间序列词频分析,构建农产品区域品牌符号与受众情感态度的理论分析模型,通过5个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案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品牌符号传输、心理依赖、讯息展示和共情传播4个维度密切连接农产品品牌符号与受众情感态度,形成平衡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而产生产品效应、市场效应和品牌效应,激发受众反馈,真正地丰富了农产品区域品牌符号的内涵,为品牌符号的创建提供了指导,促进了受众对品牌符号的情感认同。
家庭农场与合作社融合发展是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重要路径。为促进家庭农场与合作社融合发展,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基于共生理论,分析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增收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加入合作社能显著提高家庭农场经营性收入,家庭农场与合作社能够共生发展;加入合作社对家庭农场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土地经营规模较大、以种植业为主和农场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增收效应更为显著;合作社主要通过为家庭农场提供信用担保和社会化服务以及与其建立股权契约合作,进而构建融资约束机制、服务联结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影响家庭农场经营性收入;在家庭农场与合作社融合发展所形成的关系中,互惠共生关系对家庭农场增收效应的影响更加显著。
研究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因地制宜地制定宅基地退出政策、合理引导农户有序自愿退出宅基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江苏省1 173份抽样数据,运用Logit模型和多重中介模型实证检验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分化(职业分化、经济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户宅基地价值认知会对其退地积极性产生显著影响;农户宅基地价值认知在农户分化与宅基地退出意愿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其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22.90%、21.94%。鉴于此,应提升农民非农就业能力,拓展非农就业渠道;根据农户经济分化水平建立差别化的宅基地退出机制;加强宅基地退出政策宣传,引领农户形成对宅基地价值的合理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