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城市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统一体”,有效赋能了乡村发展实践，具有明显道路优势：确保乡村发展有了“领头羊”和“主心骨”;激发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赋予乡村经济发展更多新动能、新机遇；标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新方向、新路径；夯实乡村发展生态环境基础；强化乡村群众大国自信、道路自信和天下情怀。但其在乡村具体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乡村党组织以党建促共富能力不强；乡村人口结构亟需进一步优化；乡村产业发展所依托资源时常面临“五限”;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影响因素依然趋于复杂；乡村干群生态认知与生态行动仍存在“极化”;乡村群众对国际政治、大国关系认知常停留现象层面。应从抓好县、乡、村三级党组织一体化建设；优化乡村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合理规划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寻找比较优势；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实践；有效创造和充分展现乡村生态经济价值；厚植农村群众天下一家大同情怀等方面入手，优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农村实践路径，更好赋能“三农”现代化建设。

在银发经济背景下，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老年人消费是应对积极老龄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基于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老年人消费且有异质性效应。机制分析发现，收入差距缩小和幸福感提升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老年人消费中发挥中介效应，养老规划行为则发挥遮掩效应。据此提出，应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鼓励老年人接触和使用数字普惠金融并加强相关诈骗知识的教育，通过提高老年人幸福感和养老规划来提高老年人消费水平。

健康、参与和保障构成积极老龄化战略的三个支柱。基于2018年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积极老龄化三个支柱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前我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总体较高。但与此同时，不同老年人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异质性较大，表现为城市低于农村，东部地区低于西部地区，低保户家庭低于普通户家庭。从影响因素来看，健康、参与、保障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然而，相较于健康和保障，参与对改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同等稳健。具体指标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分析。基于上述发现，建议加强对健康、参与、保障等多元老龄化政策的研究与实施，特别关注不同老年人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的异质性。

人口高质量发展之所以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的关切所在，其原因在于随着对中国道路及其现代化模式的特征的认识不断深化，人口问题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即结构性人口问题已经替代总量性人口问题。以人口迁移和老龄化这两大影响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为例：(1)人口迁移与人口高质量发展关系的理想状态，在于通过人口有序迁移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人口老龄化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理想状态，在于通过积极的老龄化战略应对，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参与水平与保障水平，以实现全体人民的福祉共享。因此，有序的人口迁移和积极的人口老龄化是新时代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深度理解“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论断，有助于完善社会政策的顶层设计。

在对2011—2020年我国农业农村数字化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农业农村数字化的现状特征，并围绕其动态演进、影响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展开探讨。研究发现：我国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呈上升态势，但伴随一定的年际波动，同时存在明显的区域和省际差异；全国以及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的动态演进特征类似，数字化水平上升趋势明显且省际差异较大；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受技术、市场和政府3个层面因素的共同影响。技术市场化、技术落地应用、农业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农力度对农业农村数字化的影响为正，技术创新环境、市场配置资源程度反之。另外，技术创新环境、农业发展水平等多个因素在影响农业农村数字化上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为从低碳建筑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角度揭示建材产业低碳转型机制，建立了建材企业、政府、建筑开发商和建筑消费者两种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在模型推导和低碳转型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建材产业低碳转型的多阶段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建筑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建材产业低碳转型的拉动机制，低碳创新补贴是促进建材产业低碳转型的驱动机制。对低碳建材企业的污染处罚、欺诈补偿处罚和低碳创新补贴，对低碳建筑开发商的税收优惠和对低碳建筑消费者的采购补贴都有利于促进低碳生产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上述机制有助于通过开发和购买低碳建材来促进建材企业低碳建材的生产。

城市群信息流能够直观刻画区域城市间的网络特征。区别于经济流、交通流、技术流等其他要素流，信息流能够让城市间的空间联系摆脱地理空间距离的限制，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群区域网络特征研究。基于“流空间”理论，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区域，依据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遵循等距抽样原则，构建基于2014、2017、2020年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百度搜索指数的信息流网络，探讨城市群的空间网络特征及其时空演变。研究表明，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网络呈现“断层式”特征：网络层级变化比较缓慢、网络结构分布不够均衡。造成这样的网络特征的原因在于经济协同不理想，人口分布不均衡。为进一步促进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合理均衡，研究认为应着力解决城市群的经济与人口2方面问题：从网络层级角度，借力雄安新区，提升第三层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从网络结构角度，坚持以人为本，引导城市群内人口合理均衡流动。

以我国31个省级区域淘宝村发展为案例，运用fsQCA方法，基于技术、组织与环境(TOE)框架，探讨6个前因条件对不同区域淘宝村发展的联动效应及其高水平发展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创新创业能力和市场化水平是淘宝村高水平发展的必要条件，且淘宝村高水平发展服从一定条件组态。识别出4种多样化淘宝村高水平发展的组态路径，东中西部地区条件差异明显，其中创新创业能力和市场化水平解释东部地区淘宝村高水平发展，组织条件支持中部地区淘宝村发展，而环境条件制约了东北和西部地区淘宝村发展。今后我国发展农村电子商务要基于组态视角，提高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市场化水平，增强政府支持力度，推动淘宝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本期“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专栏刊发的4篇论文聚焦于人口的迁移与老龄化议题，这也是两大影响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人口迁移方面：《流动范围与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一文关注人口的空间迁移（地理流动）问题，该研究发现流动范围是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愿落户”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公共服务获取则是影响其落户意愿的重要中介变量。作者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健全市民化保障体系、调整大城市资源配置、加强跨区域协同合作，以推进农民工高质量市民化进程。

基于CLDS数据测算了我国105个地级市的代际流动性，并与CMDS微观数据相匹配，探讨其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入地的代际流动性越高，农民工选择该地定居的意愿越强烈；农民工更倾向于回避在户籍门槛较高的城市定居，户籍门槛的挤出效应会减弱代际流动性的积极作用。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高技能的群体对社会代际流动性的感知力更强，代际流动对东部地区农民工定居意愿的积极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表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应注重提高城市代际流动性，消除户籍歧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于CMDS 2017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城市群流动范围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区域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公共服务获取的中介效应，解释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不愿落户”的现象。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同一城市群内流动，对其在就业地的落户意愿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公共服务获取是流动范围影响农民工落户意愿的重要中介变量。对于流入不同规模城市、不同城市群的农民工，流动范围对其落户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在超大城市、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群流动范围的作用并不显著。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健全市民化保障体系、调整大城市资源配置、加强跨区域协同合作，以推进农民工高质量市民化进程。

基于2018—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综合测算得到我国各省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总指数，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农村电商发展对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整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但存在较大区域差距，呈现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2)农村电商发展对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3)农村电商对数字乡村的促进效应从高到低依次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为进一步促进数字乡村建设，需要在注重与区域协调发展深度融合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农村电商“领头羊”作用，制定差异化政策。

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既是坚持并贯彻落实“两山”理念的直接需要，也是推进乡村产业兴旺的基本途径，而完善的交易体系是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与基础。对此，需要从主体、平台与市场3方面着手推进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交易体系建设。其中，交易主体建设包括培育并发展资源资产运营管理主体与产业经营主体2方面，他们分别是交易的供给方与需求方；交易平台建设包括县、乡、村三级交易服务机构的打造与运行，一起履行登记、交易、服务、监督四大功能；交易市场建设是包括资源收储集中、资源开发转让、资源增值溢价在内的“三级市场”建设。进而，由交易主体、交易平台与交易市场组成相对完整的交易体系，推进他们的建设有利于助推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吸收改革开放以来公民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融入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内容，形成了新的起点、新的形势和新的路径。新时代1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公民道德建设奠定了新的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为公民道德建设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形势，面对社会道德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培育时代新人的新使命、新任务，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遵循道德建设规律，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守正与创新相结合，引导公民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

推动有条件的乡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对盘活农户不动产财产权及促进乡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在调查收集阜平县及乡镇宅基地利用情况的基础上，基于TPB理论构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行为模型，并选取典型村进行入户调查，对影响宅基地经营权流转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和讨论，进而提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实施路径。研究发现：3个典型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支持率分别为72.42%(白家峪)、67.61%(北栗园铺)、70.80%(黑崖沟);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行为模型中各个潜变量直接并通过行为态度间接影响农户的行为意愿；3个村中行为态度的直接影响效应均较高，而感知行为控制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均较低。在推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路径之前及实施过程中需要准备、建立并不断优化保障实施的政策环境，保持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模式动态可持续性。

森林“四库”论述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森林生态系统物质供给、调节服务、文化引领等功能，同时也提出了森林资源价值转化的现代林业发展思路。“林权均山到户”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与传统林业发展困境下，推动森林资源经营权流转、探索森林资源规模经营、高质量发挥森林“四库”作用至关重要。采用理论探索与案例分析法，在梳理森林“四库”论述与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基础上，构建“森林生态银行”运行机制，选取顺昌“森林生态银行”为案例，剖析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价值实现路径。实践表明，顺昌“森林生态银行”对深化森林“四库”论述认知、因地制宜探索森林“四库”价值转化路径、建立健全林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环境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区域金融风险如何影响碳排放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2009—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区域金融风险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1)我国区域金融风险整体上对碳排放产生直接负向影响，且能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减少碳排放；(2)区域金融风险整体上会通过区域金融风险溢出减少相关联地区的碳排放，技术创新水平则会增加关联地区的碳排放；(3)异质性研究发现，发达地区金融风险会增加碳排放，而欠发达地区相反，可能原因是区域金融风险与碳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该文意义在于，构建了考虑风险传染的区域金融风险指标，从中观层面探究地区金融风险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为具有不同的区域金融风险水平和处于不同金融环境下的地方政府出台减排政策提供思路。

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对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荟萃分析法，分析数字金融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导致二者现有文献实证结果的异质性原因。结果表明：(1)基于现有文献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2)城镇化建设在数字金融影响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财政支农、贸易开放度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在二者关系中起到负面调节作用，并与城镇化一起成为导致现有实证结果异质性的重要原因；(3)研究方法与样本特征对实证结果同样存在一定调节作用。

乡土网红及其具有乡土特色的媒介实践是数字时代中国乡村社会出现的新现象。急剧的社会变迁催生了强烈的乡愁文化消费需求，职业化的乡土网红以影像作品创作为核心的媒介实践可以看作是对这种市场需求的回应。以一个乡土网红博主——“万山小柱子”为例，探究乡愁情感元素如何嵌入乡土网红的日常媒介实践。研究发现，乡土网红在城乡互构中建构出的多维身份对经历流动体验的受众具有极强的情感唤醒作用。视觉化的景观生产与仪式化的情感共振是乡土网红媒介实践的2个核心环节。乡愁短视频的情感效用拓展了社会连接的边界，体现出物理空间区隔与数字技术发展相叠加的时代背景下共同体的建构逻辑。在肯定乡愁情感元素正向功能的同时，情感的过度商品化和由此导致的情感异化问题也需要加以重视。

三栖农民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群体，其栖息地的选择呈多元化趋势，通过对20个省592份调查问卷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首选是县城新家，第二选择是城市，第三选择是农村老家，第四选择是农村—城市组合，第五选择是农村—县城组合，第六选择是县城—城市组合，第七选择是农村—县城—城市组合。通过二元选择和多元选择Logit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三栖家庭中代际结构少的更倾向于选择农村老家、县城新家、城市中的1个作为栖息地，代际结构多的更倾向于选择三者中的2个或2个以上作为栖息地；随着家庭总收入的增加，选择县城新家、城市的可能性依次增大；非农就业稳定性越强越倾向于选择城市或县城作为栖息地；耕地流转与否对三栖农民栖息地选择影响不显著。建议政府重视县城建设，吸引三栖农民将其作为栖息地；稳定房价和加强就业培训促进三栖农民市民化；保护三栖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维护其合法利益。